2010年4月23日星期五

祖父 李介夫


先祖于一九二八年南来新加坡,循朋友的介绍下北上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他就在这古城落户,在当地著名华文学校平民华文小学任职教员。数年后他被调升至马六甲市郊的马士丹那{Masjid Tanah}益华华文小学为校长,直至一九三八年抱着政治理想回返中国,开始他的漫漫政治长路。。。

在此,身为李家的长孙,我将在我的博客陆续上载祖父的历史文献,以兹纪念!

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延安时期的侨联与华侨

抗战初期,华侨青年到延安后,大部分先在陕公、抗大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然后分派工作。入陕北公学学习的华侨最多,先后有200多人。陕北公学成立于 1937年10月,校长成仿吾。1938年7月,在旬邑看花宫(今属宜君县)成立了陕公分校,校长李维汉。那时,陕公分校有华侨学员100多人。1938 年,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就在这一年年底,在看花宫成立了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印尼华侨张然和(又名张国坚)为主任,副主任是泰国华侨朱瘦林,秘书长是新加坡华侨廖冰。张然和在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陕公分校成立时任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春,陕公总校与分校合并后任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他过早地病逝了。1941年初到解放日报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书记。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它为延安侨联的成立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
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是继陕公华侨联谊会后在延安成立的又一个华侨团体。

1938年11月,马来亚华侨彭士馨带领南洋司机回国服务团到延安。他们一行13人驾驶3辆汽车由香港经武汉、西安,跋涉14000余里,历时三个月。途经武汉时,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1辆汽车转交新四军,所以到延安只有11个人和两辆救护车。他们到延安后,受到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接见,八路军总政治部还举行了欢迎晚会。不久,这一批服务团成员,有的去了前方,有的留在延安。彭士馨的弟弟彭士钦由于年纪小(年仅12岁)便入边区中学学习。建国后曾任陕西咸阳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陕西省侨联副主席等职。1939年7月16日,留在延安的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在边区交际处成立了驻延办事处,推选服务团团长彭士馨为总干事,冯志坚(女)任秘书,下设宣传股、组织股、劝募股,分别由杨约、黄国光、李文观负责。出席成立大会的有40多人,中央统战部代表徐一新、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到会祝贺。

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加强留延华侨的联系,得到党中央重视,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华侨群众团体。1940年9月5 日,由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发起,在杨家岭大礼堂(此礼堂于1940年冬失火烧毁,后来的大礼堂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召开全体留延华侨大会,到会华侨170余人,张闻天、吴玉章和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出席了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并通过简章,选举了执委。张闻天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延安侨联的中心任务是:(一)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工作;(二)研究侨胞所在地及各地侨胞的情形;(三)研究在华侨中我们的策略;(四)对外宣传与联络工作。大会选举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第一届执委会,李介夫为主任,李介夫、谢生、冯志坚、余震、杨诚为执行。李介夫是1938年由马来亚来到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李维汉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曾连任三届延安侨联执委会主任。1941年11月被选为边区二届参议会议员。建国后曾任全国侨联顾问、湖南省侨联主席。

为加强党对华侨工作的领导,1940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由饶漱石负责。当时,饶任东南局副书记,不在延安。1940年 5月,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后,中央决定朱德任侨委书记。9月27日,廖承志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延安侨委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建议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此电文收录在《廖承志文集》中。

转载自延安信息网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的华侨参议员李介夫

载自~历史大观园{http://www.bocaiit.com/Article/jindai/200903/1140.html}

1941年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和同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着手进行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选举工作。同年10月5日,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选举李介夫为边区华侨参议员候选人。但是,在最后选举时,由于有些党的干部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工作不深不细,致使一些颇具代表性的非党候选人落选,包括华侨代表李介夫。在选出的242名参议员中,共产党人占了多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同时又不违民意,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共同决定,聘请46名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参议员的成份基本符合三三制的原则。于是,华侨代表李介夫被正式聘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

李介夫,1908年生于广东省梅县,1928年,他离开老家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怀救国热忱的李介夫几经周折,于1938年离别妻儿,登上了回国的客轮,并于这年夏天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这里,奔赴延安的归国华侨已逾300人,且人数还在增加。为了将留在延安的华侨联合起来,更好地为抗日救国服务,较早到达延安的李介夫等在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下,广泛联络,多方调查,悉心筹划和组织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1940年9月5日,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张闻天、吴玉章以及来自马来亚、新加坡、印尼、爪哇、英国、法国、美国等地的华侨共17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选举李介夫、谢生、冯志坚(女)、余震、杨诚等5人为执委会委员,李介夫任首届执委会主任。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胜利召开,被聘为参议员的李介夫出席大会并代表华侨向参议会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提案。如,《边区政府应扩大对海外宣传、以团结华侨参加抗日建国大业案》、《发动海外华侨投资建设边区案》、《请边区政府给延安华侨更多的帮助案》和《电请海外各地侨胞向边区投资,发展各种工业案》等。这些提案都被大会照原案通过。

此后,李介夫参议员作为边区参议会中的华侨代表,团结和联络海内外广大华侨,为边区的华侨统战、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以及边区的政治斗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2年2月,李介夫领导下的延安侨联发起创办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为促进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接着,由李介夫等倡议,边区政府创办了华侨毛织厂,藉此号召吸引海外华侨汇款到延安投资。同年3月15日,延安侨联、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和东方各族反法西斯同盟三方联合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并转救侨委员会:向难侨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汇款救济以示关怀。这一义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华侨统战工作。嗣后,为宣传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延安侨联在李介夫的主持下,开展了一次欢迎留延安华侨参加的《我的一日》征文活动。这次活动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热情歌颂了抗日民主的陕甘宁边区和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坚持反共立场的真正面目,在海外内华侨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李介夫参议员再一次代表华侨提出了《勉励南洋华侨联合当地民族、配合太平洋攻势、反对日本法西斯、反对伪政权亲日派斗争,准备援助盟军登陆,并慰问在日本蹂躏下的侨胞案》、《慰问大后方难侨难胞,责成国民政府切实救济、清查和公布历年赈款案》等,获得大会通过。

抗战期间,以李介夫为代表的全体留延安华侨,满怀救国之志,全力投身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的真诚奉献和卓越努力,受到抗日各界的好评,更是一再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延安《新中华报》社论就曾经指出:“华侨所有直接、间接参加抗日斗争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抗战胜利后,李介夫奉命奔赴东北,任中共蟾榆县县委书记。1948年奉调中央担任中央统战部华侨政策组组长。1952年调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

1965年9月,李介夫奉调担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1981年秋,年逾70的李老当选为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此后,作为湖南省侨界领导,李介夫老当益壮。为湖南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余热,做了大量极为有益的工作,受到广大群众的尊盘.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祖父追悼会上的悼文



一九八五年摄于新加坡

李介夫同志的生平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原湖南师范大学顾问、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顾问、原省侨联主席、党组书记、离休老干部李介夫同志。

李介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三日晚八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李介夫同志于一九零八年三月十日出生位于广东梅县石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垫,一九二五年高小毕业,翌年在家乡梅县教小学,年底跟随堂兄出洋到新加坡。经人介绍,先后在南洋平民学校分校、星州平民学校任校长。一九三二年,先后有去马来西亚马六甲公立平民学校任教及益华学校任校长。直至一九三八年夏,由马来亚抗援会介绍到香港,后经廖承志推荐到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学习,从此李介夫同志步入中国革命行列。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三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八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兼任行政组长,同年十二月调入陕北公学工作,担任指导员及校部秘书。一九四零年九月调升中央直属党委工作,翌月被选为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首届执委会主任及边区二届参议会参议员。一九四二年进入中共中央海外研究部工作,当年夏从延安赴东北。一九四六年任中央辽北省瞻榆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华侨政策组任组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秘书长、南下农村土改工作团团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列一分院副处长、四川学院教育长、渝江学院教育长。一九六五年李介夫同志要求前往中南地区工作,担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历年任湖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省委批准任湖南师范学院正厅级顾问。从一九八一年起,先后兼任湖南省侨联主席、党组书记。一九八三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一九九五年一月,李介夫同志因年事已高,经批准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李介夫同志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老领导。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在年轻时代,他只身国外,从事教育事业,凡经艰难曲折,毅然回到祖国,投身革命,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李介夫同志作风正直、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与革命本色,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高风亮节。虽然他经历坎坷,备受磨难,但他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辈子热衷于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李介夫同志是我国老一辈侨务工作者。早在一九四零年他就担任中国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首届执委会主任,为团结发动广大华侨抗日救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李介夫同志在担任湖南省侨联主席期间,不遗余力为侨联事业奔走操劳,为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侨务政策,为归侨、侨眷、华侨分忧解难。为侨联组织建设和发展,为扩展湖南省侨务工作对外宣传联络,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都做出卓越贡献。李介夫同志为革命和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及无悔的追求。他坚持原则,不畏艰难,工作勤奋。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资助贫困、慷慨解囊,不愧为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李介夫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学校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干部。他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他,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像他那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人!

李介夫同志永垂不朽!

梅州籍华侨与祖国抗战

载自~《梅州侨乡月报(2005年三期)作者张自中》

1937年7月7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大举进犯上海,对中国领土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抗战全面爆发后,素有爱国反帝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更加同仇敌忾,热情空前高涨,无论在东南亚,还是在欧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各种华侨抗日救亡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声势浩大,“抗日救国人人有责”、“驱逐日寇复兴民族”等口号深入侨心,大量捐款捐物送往祖国抗日前线,大批热血华侨青年毅然返国请缨……海外华侨焕发的极大的民族热忱,广大华侨表现的热烈的爱国行动,成为国内抗日军民宏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被誉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办报出刊 宣传鼓动

抗战爆发后,旅居东南亚各地的梅州籍华侨与其他华侨一道,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社团,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爱国宣传,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侨胞从各方面支持祖国的抗战。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东南亚各属各埠的客家筹赈会和嘉应筹赈会都加入了这个由侨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广大华侨都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侨居地办报办刊,大造抗日救亡的舆论。印尼首都巴达维亚的《天声日报》,社长吴慎机(蕉岭县籍),总编辑丘正欧(梅县籍)等,都以报纸为喉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巴达维亚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来亚梅县籍华侨梁燊南筹资创办并兼任总编辑的《马华日报》,在1938年《本报与国难》的元旦言论中指出 “海外侨胞,愤倭寇之残暴猖獗,尤力主与一决雌雄,函电交驰,踊跃输将,誓为后盾。”号召海外侨胞“凡直接间接,可以断敌人之资源,削弱其国力者,应于无碍当地法律范围之内,尽量运用”,“只愿吾侨毁家纾难者,接踵而起,使战时国家之经济巩固,然后可以应付裕如,此种责任,为远处海外之侨胞所不能诿卸者。”并向读者阐明该报在抗战期间,“思以笔作枪,追随各地同业之后,增厚吾侨言论之力量也”。由梅县籍华侨谢英伯任主笔的加拿大

《新民国报》,梅县籍华侨熊幼霖创办的泰国《华侨日报》,梅县籍华侨谢佐舜任总编辑的巴达维亚《新报》等,在八年抗战期间,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日寇在我国的血腥暴行,号召鼓动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的抗战,报道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

东南亚各地的一些梅州籍华侨社团还组织文艺团体,进行创作和话剧、歌舞的演出,宣传和推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二十年代中期侨居马来亚的梅县籍华侨郑天保, “八·一三”事变后又从国内返回马来亚的加影华侨中学任教,与梅县籍华侨胡一声组织了加影流动歌舞剧团。他创作了《中华魂》、《合淝之夜》等戏剧,排演了《南岛风光》、《忍受》、《太平年》等,到马来亚各大、小城市巡回演出,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
八十年代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广东省经济研究所所长之职的孙儒,抗战侨居马来亚时,创作了大量抗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组织剧团到广大华侨中演出,宣传祖国抗日救亡事业,以至1940年9月被殖民统治者当局逮捕押解出境回国。

一些梅州籍华侨团体还进行街头宣传活动,募捐款物支持抗战。据丰顺县马来亚归侨彭爱群回忆,他十二岁在马来亚读书时参加了卖花募捐,当时唱的卖花歌歌词是:
先生买一朵花呀, 先生买一朵花;
这是自由的花呀,这是解放的花; 买了花救你的家 。
先生买一朵花呀 , 先生买一朵花;
不是要你爱花呀 , 不是要你赏花;
买了花救了国家 。

街头劝募歌歌词是:
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
难民冬天无衣裳,寒衣募给难民穿。

此外,还在侨居地广泛宣传并开展“不卖日货”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向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扩张,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东南亚各地。面对这种形势,海外侨胞以民族利益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顾侨居国政府的种种禁令和刁难,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纷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运动遍及东南亚各个城镇,特别是印尼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巴达维亚、万隆、棉兰等地,抵制日货运动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梅县旅居印尼巴达维亚的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就派员回国考察,并与上海工商界联系,将国货送巴达维亚展销,号召广大华侨使用和出售国货。梅县另一旅印尼侨领张鹏高,还专门召开会议,作出抵制日货的决定。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使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的打击。

捐资赠物 无私支援

华侨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东南亚各国各地都纷纷成立许多抗日救亡社团。梅州籍的广大华侨,许多都在侨居地加入了这些救亡社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筹款集物支持祖国抗日战争。
梅县籍华侨丘元荣,抗战前夕被选任印尼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1937年夏初,他已归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变后,他返回巴达维亚,广大华侨推选其兼任巴达维亚埠筹赈会主席,主持筹捐事宜。从抗战开始至1941年4月止,他发动广大华侨捐助祖国的难民伤员,策动侨胞购买救国公债,捐助购买救护车回国。协助华侨司机回国。自己也亲力亲为,三年来共捐款十万元(旧币,下同),其母七十一岁诞辰收贺仪十八万余元,也全部汇回祖国作捐款,受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的传令嘉奖,并题赠丘母匾额一面曰:“景福遐龄”。1940年,祖国中南和西南一带恶性疟疾大流行,抗战前线战区急需奎宁丸和金鸡纳霜。丘元荣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在巴达维亚发动捐奎宁丸和金鸡纳霜的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巴达维亚一地的华侨就捐赠奎宁丸1亿粒以上,足够500万人服用。

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华侨,出于爱国热忱,也竞相捐献。有一位刘浮初老伯,当时已八十多岁。他考虑到自己年老,以后要一笔养老金,曾将私蓄买了标准银行(与香港汇丰银行联号)的汇票800英镑。刘老伯平日将汇票小心翼翼地卷成小纸条状,缝藏于西装背心中。出于支持祖国抗战,他便慷慨地将这笔款全部买了国民政府的“爱国储蓄”。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卜式输财”,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书“毁家纾难”条幅以资奖励。林岳云等人亦购二千多英镑的爱国储蓄,支持抗战。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华侨梁懋尹,“七·七”抗战后也募得二十余万元支持抗战。

旅居毛里求斯的梅县籍华侨成立抗敌后援会,1943年10月捐二千二百英镑支持抗战。旅泰梅县籍华侨谢枢泗,1940年为抗日救灾捐资泰币一万铢(等于现在一百多万铢)。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梅县华侨捐款总计国币七十三万四千三百五十元,大米二千四百多包,以及枪枝弹药等物品一大批。

有资料可查的梅州籍华侨捐资抗日的人士还有:大埔县旅新加坡华侨林师万,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客帮分会主席,带头慷慨捐资,并积极倡导筹募资金支援祖国抗战和赈济难民。大埔县旅新加坡侨领刘登鼎、张进元、李德初、陈叔卿也和林师万先生一起踊跃捐款。1938年6月,丰顺县旅居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的华侨,捐款80余万元,由该县邑绅丁培伦、丁培慈交给广东省各界募款购机委员会。丰顺县旅居印度的华侨筹集了一笔资金后,选陈霖初为代表,专程把捐款送到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中。泰国丰顺籍华侨吴伊璜募集得十多万元捐给政府。新加坡嘉侨救乡会主席、梅县籍的杨益麟捐款五万元、曾孔坡捐款二万元。马来亚大霹雳梅县籍华侨钟成才,抗战爆发后捐款四万多元,以及金器二十一件(十余两)。泰国梅县籍华侨陈澍荪为抗日奔走呼号,募捐资助抗战军费,其本人则按月献捐。五华县旅马来亚华侨李桂和,1937年为抗日和救济灾民捐国币十万元,获国民政府奖“积善馀庆”横匾一块。梅州籍华侨在捐款赠物支持抗战方面涌现出的动人事迹,值得大书特书,永垂史册。

投笔辍商 回国从戎

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复兴,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道,尤其是广大华侨青年,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抛弃学业、停止经商,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组织各种服务团、义勇队、救护队,回到祖国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与广大军民一道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0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国际交通线被日军截断。祖国的对外交通只剩下西南崇山峻岭中的滇缅公路,国际上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仅靠这唯一的交通要线输送。所以此时国内急需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而当时国内却十分缺乏。南侨总会得知后便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他们先后九批三千六百多人回国。在泰国,第一批回国服务的四十人中,就有一部分是梅县籍华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的梅州籍华侨青年,与祖国其他各地华侨青年一道,返回祖国,奔向抗日根据地,直接投身于抗日杀敌的洪流之中。据当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抗战期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梅州籍华侨有:钟庆发、陈龙、廖冰(女)、丁拓、李介夫、温坚(女)、李德奇、余震、陈耕国、温洪、王谦、郭治新、李英岚、罗启章、张上明、潘伊梅(女)、刘水、朱慧莉(女)、张棣昌、刘复之等。

值得一提的是牙科医生李德奇(梅县籍新加坡华侨),带着药品奔赴延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牙科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治牙疾,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梅县籍马来亚华侨李介夫,1938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时,被选为首届执委会主任。抗战期间,李介夫领导全体留延安华侨,全力投身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的真诚奉献和不懈努力,受到抗日各界的好评,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曾指出:“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到延安参加抗日的梅州籍华侨突出的人物还有刘复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棣昌为著名的电影作曲家,八十年代中期曾任广东省音协主席;刘水为梅县地区行署副专员、梅县地区侨联主席等。

梅县籍华侨周辉甫,“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华侨义勇军大刀队,在淞沪一带用大刀近战夜战,杀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建功良多。

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粤东籍华侨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大部分团员后来都加入了广东抗日游击队。该团增(城)龙(门)队副队长钟若潮(梅县籍)任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在马山战斗中,为了保卫东江纵队司令部,保护曾生、杨康华等领导同志,与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展开血战,挡住了精锐的日军久留米师团,击毙日军指挥官加藤,他和突击队大部分战士都壮烈牺牲。

许多梅州籍华侨在海外送子回国参加抗日。据有资料可查,旅泰梅县籍华侨钟镜泉,1940年6月送其子钟志坚随水客返国投军。梅县华侨互助社理事长张士平于 1945年4月送其第三子张伟春入伍。旅泰丰顺籍华侨吴伊璜于1943年5月送其子吴模参加远征军。梅县籍归侨陈木桂昆仲三人,其弟二人先后于“七·七” 事变后入伍,其一在沪战中牺牲,木桂又自动报名加入远征军。梅县籍华侨回国投军的还有:旅泰的余华、陈金荣,旅毛里求斯的梁巨生,旅印尼的张丙林、黄仁昌,旅缅甸的陈绍群等。五华县籍华侨有曾庆崇等。大埔县籍华侨计有:旅新马的陈文岳、陈树强、陈阮等。兴宁县籍华侨有旅印尼的罗亚辉等。丰顺县籍旅泰华侨青年组成泰国华侨青年参军志愿队,返国从戎。队中的徐名有献出了宝贵生命,徐思恒光荣负伤。

英雄的梅州籍华侨儿女,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回国参战,把宝贵的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自己亲爱的祖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英名和业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陈嘉庚访问延安

作者:王唯真~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先生于1940年5月31日黄昏时刻到达延安,6月8日清晨离开。他原定访问延安三天,因随行的李铁民先生头部在汽车上碰破流血,住院治疗,在延安多住了4天在这期间,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等,并I司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亲切的座谈。以下是我对当时情况的一些回忆: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窑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嘉庚先生访延安前的四、五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伪军50000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大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我们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很紧张,希特勒匪军进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大破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兵临巴黎城下。英法百万联军兵败如山倒。对英、法、荷在南洋殖民地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兴高采烈,公然暴露要进占南洋的野心,引起美、英、法当局的一片恐慌,也引起南洋各地华侨的强烈愤怒。在这样的形势下,留延华侨青年对嘉庚先生这次访问延安,自然感到特别关切。

5月31日下午5时半,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5000多名来自各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民众自卫队和市民等,群集城南公路两旁,当嘉庚先生和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走下汽车的时候,“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这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肖劲光和吴玉章等迎向前去,同陈嘉庚先生等一一握手,然后陪同陈嘉庚先生一行,穿过欢迎群众,到边区政府交际处稍歇。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欢迎群众有秩序地走进公路东侧的南门外广场,排列整齐地站在临时搭起的欢迎台前边。站在最前列正中的是留延华侨青年的队伍,他们无论男女都穿上八路军的灰军装,和国内同志没有两样,队伍前面打着一个横幅,上写“归国华侨留延办事处”,它是当时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 对外的称号。   

陈嘉庚先生登上欢迎台和讲话的过程中,群众又长时间地欢呼、鼓掌,并伴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5000名群众的聚会在城市里算不了什么,在当时的延安山城却是很了不起的场面。嘉庚先生深为这种洋溢着群众发自内心的热情场面所打动,不时向欢呼群众鞠躬、挥手致意。嘉庚先生是在高自立同志致欢迎词之后用闽南话发表讲话的,由李铁民先生翻译成普通话。他说他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愿望感到很高兴。他说他代表南洋1100万华侨向大家致意。他说: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仅1939年一年中,侨汇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占领我广大国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磨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陈嘉庚先生在后来的两次讲活中也反复阐述这一观点。)这时候台下报以热烈的口号:“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曙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嘉庚先生在满意的微笑中结束了他的讲话。这次欢迎集会原只组织了3000多人,后自动涌来参加的近两千人,其中混进了个别敌特,在会场进行捣乱,当即被扣捕。当晚,高自立、肖劲光同志设宴为嘉庚先生一行洗尘。

6月1日晨,一批留延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其中有延安“归侨联合会”第一任主席李介夫和卜一、陈明、廖冰、冯志坚、杨诚等同志。廖冰和李铁民先生的女儿在新加坡是同学,同李铁民先生很熟,一见如故。嘉庚先生等同他们欢谈甚久,因为讲的是闽南话,陪同到延安的国民党科长寿家骏听不懂,陪坐在那里好生没趣,幸而交际处一位北方同志把他拉到一边聊天,才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嘉庚先生询问这些华侨青年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告诉他: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给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节节向敌后推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已有几百几千归侨和侨眷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侨眷已经在血战中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如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同志的事迹,已传遍延安相敌后战区:嘉庚先生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的精神表示赞赏。归侨青年则劝嘉庚先生等在延安多参观几天,把所见所闻转告给海外侨胞。

6月1日下午,嘉庚先生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国民党寿科长寸步不离。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在女大迎候嘉庚先生,他们是在5月26日从敌后经西安回到延安的。宋总司令表示赞赏嘉庚先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磨擦”的立场,他说他这次从前方经西安回延安,任务之一就是同国民党谈判解决磨擦问题,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同我们是一致的。康克清同志对嘉庚先生说,敌后前线急需大量妇女干部去开辟工作,这就是延安女子大学创办的目的,来自全国和海外的先进女青年正在这里加紧学习锻炼,随时准备奔赴敌后战场。嘉庚先生一行在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同学的生活、学习情况,观看了她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对延安干部艰苦创业精神感受颇深。当时延安女子大学有20多名南洋华侨女学生,其中包括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的廖冰、冯志坚、温坚、李树坚、王健华、刘思、康敏、陈洁新、李英岚、余洁、潘懿梅等同志。她们告诉嘉庚先生,还有20多名华侨青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陕公、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政法学院和青干校也都有不少华侨同学。嘉庚先生对延安一地就办起那么多学校,如此重视培养抗战人才,如此重视华侨学生,认为这是延安一大长处。

从女大出来上汽车时,李铁民先生头部不幸在车上碰破流血,被急送往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嘉庚先生、侯西反先生则由朱德同志陪同去杨家岭看望毛主席,畅谈甚久.并共进晚餐。晚餐后,毛主席、朱总司令陪同嘉庚先生等到中央党校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由于嘉庚先生的翻译李铁民先生进了医院.侯西反先生不会说普通话,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陈明同志被临时请来给嘉庚先生当翻译,我也从延安青干校被调来协助翻译。

晚上七时左右,毛主席、朱总司令陪同嘉庚先生进入礼堂时,我们迎向前去。当时我17岁,一身毛孩子气,毛主席见了我,同我握了手,亲切地问我说:“你刚来延安吗?”我说:“是的,刚来不到一年。”侯西反先生也同我握手,用闽南话问我说:“你是新加坡回来的吗?”我说:“不是,从菲律宾回来。” 他接着问:“你这么小就出来,家里同意吗?”我说:“起先不同意,我坚持,就同意了。”侯西反先生问:“你父亲叫汁么名字,可以告诉我吗?”我说:“叫王雨亭。”嘉庚先生在旁边惊讶地望着我说:“王雨亭先生是你父亲!我们很熟悉呀。”我说:“是的,父亲常说起你。”侯西反先生说:“是的,是的,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回去我们告诉他在延安见到你,他一定很高兴。”(当时我父亲受党的委托在南洋各地做华侨统战工作,同陈嘉庚、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很熟)接着,嘉庚先生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旁,他们的座位在礼堂中间靠前的木板上。当时整个延安中央大礼堂一把椅子都没有,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嘉庚先生欣然坐下,毫无拘束。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卜一同志代表留延华侨致欢迎词后,嘉庚先生和侯西反先生先后上台讲话。嘉庚先生的讲话同上一次讲的内容大致相同。随后,晚会开始,由鲁迅艺术学院演出《闲话江南》和《黄河大合唱》。

6月2日上午,嘉庚先生到医院看望李铁民先生,知道铁民先生伤势不重,几天就可以出院,感到放心。当时亲自为李铁民先生治伤的,是卫生部长傅连障同志,他告诉嘉庚先生他原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后,他参加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嘉庚先生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嶂同志还向嘉庚先生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情况厂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我军民一起浴血抗战的情景,嘉庚、铁民先生深受感动。在中央医院,正好碰到前去看望李铁民先生的廖冰等同志,嘉庚先生又同她们攀谈了好久。

6月2日下午,嘉庚先生应邀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总司令返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延,和欢迎茅盾、张仲实同志从新疆抵延的大会。会前同学们举行了篮球赛。朱总司令脱下灰军上衣.卷起白衬衫袖子,下场参加比赛。他在球场上同小伙子飞奔拼抢,一人投入了四个球。嘉庚先生在球场外看呆了,他没想到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竟也是一员猛将!

在接着举行的欢迎会上,朱总司令、嘉庚先生、茅盾、张仲实同志先后讲话。随后举行了游艺晚会。晚会结束前,抗大代表向嘉庚先生赠送八路军灰色军衣一套。这套粗布军衣凝聚着敌后浴血抗战的军民,对坚持支援抗战的爱国侨胞的致意。嘉庚先生欣然收下。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先生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一天早晨,嘉庚先生提出要去看看被炸平的延安城。当时的延安城垣,一部分围着延河边的平原市区,另一部分蜿蜒上山围着一片山岗。67岁高龄的嘉庚先生拄着手杖.顺着城垣顶健步上山,居高临下,俯览全城,看到这个原先住有二万多居民的城区,眼下除几间残存平房之外,已成一片废墟。嘉庚先生非常愤怒,说:炸吧、炸吧,炸掉旧城,新城一定会建设得更好,那时候我要再来看看。走下城垣,嘉庚先生信步来到延河边,看到宝塔山下的延河岸边有一群日本反战同盟的女盟员在洗衣服。陪同的同志告诉他,这些日本人有的是伍前线被八路军俘获后觉悟过来的工农士兵,也有主动投过来的人员。嘉庚先生听了非常兴奋,特又走近去看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看到他们如此谈笑自如,嘉庚先生也微笑了。在延河边,他还看到边区男女自卫卫队员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在列队操练和练习投弹。嘉庚先生在延安不断观察思索,从早到晚,毫无倦容。为了亲眼看看延安的“商业区”,他到延安城南门外唯一的商业街“新市场”察看了好久。那里有私营商店百余家,还有一家照相馆,工业品奇缺,但土特产不少。营业自由,当时不收商业税。嘉庚先生对于在陕甘宁边区境内和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这一点感到奇怪,一再询问这是为什么?

在这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曾经再一次邀请嘉庚先生到毛主席住处晤谈,反复阐述我党政策。毛主席、朱总司令还两次亲临交际处同嘉庚先生晤谈,并共进晚餐。应嘉庚先生参观边区工业的要求,朱总司令亲自陪同嘉庚先生去离延安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那里兼制前线所需的部分武器弹药。为了满足嘉庚先生想加深了解边区的心理,陕甘宁边区政府特邀请一些边区非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到交际处同嘉庚先生晤谈。嘉庚先生在延安还见到不少闽南、闽西人,除傅连暲同志之外,当时边区财政厅、公安厅、法院等,也都有闽南、闽西同志,他们应嘉庚先生的要求,用闽南话回答他所提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延安“华侨联合会”也再一次安排一批华侨青年到交际处同嘉庚先生举行座谈。嘉庚先生同这些华侨子女交谈时显得特别轻松愉快。随着对边区了解的加深,对共产党政策了解的加深,他逐渐解除—。些心头的疑虑,敢于说出一些心里话。他有时候是那样的激动,以至于不管那位寿科长在不在场,也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就慷慨激昂地讲起来。说实在,这位寿科长在延安精神面前也不是没有一点感触,他有时也不得不附和几句说:“所见所闻,深受感动!”

陈嘉庚先生离延前对我们的同志表示,他这次亲临延安,时间不长,收获良多,经过实地考察,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共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很多负责官员对南洋华侨情况则一无所知,只知华侨捐了巨款支持抗战,不知这些钱大部分是中下层侨胞节衣缩食捐献出来的,现日寇南进野心毕露,华侨抗日热情倍增,谁无视民心侨心,华侨是不会甘心的。他将继续东行,然后向南,到几个战区慰问考察,回南洋后,他将把考察的所见所闻,如实向海外侨胞介绍。陈嘉庚先生这样说,后来他也真是这样做了。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先生。李铁民先生伤愈出院参加了集会。朱总司令在会上致欢送词,接着,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先牛相继致词。陈嘉庚先生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同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这次访问,他对抗战胜利已经有了绝对的信心! 李铁民先生在致词中心情非常激动,赋诗歌颂延安。他在《告别延安》的诗中写道:   

    亲爱的延安兄弟姐妹们,再见!   

    一曲骊歌,诉不完我心中的留恋!   

    我留恋那四周起伏的山岗,   

    留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   

    还有那锦带般的延河,   

    窑洞式的医院,   

    战友的情谊,如兄似弟,   

    革命奋斗,不畏饥寒。   

    这一切展现在我眼前,   

    叫我怎不激动和留恋!呵,   

    延安的兄弟姐妹们,   

    愿你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奋勇杀敌,   

    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   

    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

李铁民先生的这一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庚先生的心声。他的朗诵,博得了听众一阵阵热烈的鼓掌。(李铁民先生对陈嘉庚先生访延成功起过相当作用,以至于国民党当局曾经公然警告陈嘉庚先生“勿为李铁民一伙亲共分子所包围”,但嘉庚先生不予置理)

欢迎会结束前,留延华侨代表向陈嘉庚先生敬献锦旗两面,一书“为国宣劳”,一书“为祖国独立、自由、幸福而战!”

6月8日清晨,陈嘉庚先生等在延安各界夹道欢送下,离延东行,前赴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姜中卫《西安空军电讯工程学院》

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归侨、侨眷和国外侨胞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在民主革命时期,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许许多多华侨毁家纾难,输财出力和祖国人民并肩战斗。(注一) 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的华侨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后易名为“中国延安华侨联合会”),以此作为经常地联系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群众团体,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华侨革命群众组织。抗战中,“延安侨联”组织团结了在延安的华侨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并通过在延安的联系海外侨胞共同抗日,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笔者就已掌握的材料,撰成此文,以叙述其历史发展沿革,并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初探。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散居在五大洲的一千多万华侨纷纷成立了近千个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大力宣传抗日,进行抗日斗争,捐献财物支援祖国等等。在全民抗战中,许多华侨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弃富离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难,从海外回到战火纷火的祖国,奔赴抗日前线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甚至为国捐躯。不少华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更有一批有志者冲破重重障碍,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一九三八年八月,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青年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其中华侨青年有七十八人,占总数百分之三点四。(注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马来亚柔佛士乃区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一行十五人抵达延安,被延安人民誉为“华侨先锋”。(注三)随着到延安的华侨日益增多,其组织也在斗争中产生发展。一九三八年底,“陕北公学华侨联合会”成立,张然和(印尼归侨,在中央苏区加入红军,参加长征,时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任主席,廖冰(马来亚归侨)任秘书。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由彭士馨等人负责的华侨驻延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为了筹建一个统一、规模影响较大的华侨革命群众团体,党派余光生、谢生、王建华等深入到延安各处了解华侨的情况。在延安侨联成立前夕,有三十余位华侨云集在延安。

一九四零年九月五日,由华侨驻延办事处发起,留延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络甫(张闻天)、王明、吴玉章等中央领导与来自新加坡、爪哇、英国、法国、美国、印尼等国的华侨一百七十余人出席大会。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络甫在讲话中提出了《侨联的中心任务》是:“一、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工作:二、研究侨胞所在地及各地侨胞的状况:三、研究华侨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四、加强对外的宣传和联络工作”。吴玉章在讲话中则指出:“华侨有伟大的创业精神和光荣的爱国传统,华侨是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延安华侨应起核心作用,推动华侨参加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阴谋。。。排除障碍,抗战救国”。(注四) 这次大会通过了简单,并选举了李介夫、谢生、冯志坚(女)、余震、杨诚等五名执委,李介夫为主任。最后大会以舞会联欢结束。根据大会简章规定:延安侨联的宗旨是:“一、加强对海外侨胞联系和宣传;二、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注五)

延安侨联成立后,便成为当时在延安的主要群众团体之一。其会址设在延安的活动中心~文化沟,有两孔窑洞,是热心的华侨青年自己动手挖设。窑洞内的设施极为简陋,除了桌椅凳子外,有一些华侨青年喜欢的海外书报杂志,还有一些文体用品供会员借用。

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三日,延安侨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除有数百名华侨同志外,有各界来宾参加。廖冰宣布开会,李介夫主任报告半年来的工作。接着请朱德总司令、博古同志、叶剑英参谋长讲话。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华侨积极抗战之举,提出了延安侨联今后努力的二项工作:一、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二、欢迎华侨同志参加边区经济建设运动,并欢迎侨胞资本家向边区投资,边区政府一定保护他们的权益。博古同志从历史上说明侨胞对祖国之热爱,并讲到自“皖南事变”后,侨胞是一致关怀着国共的团结,反对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内战外降的阴谋罪行。最后奉劝在延安华侨同志,应努力学习,将来回到海外领导侨胞进行拥护祖国抗战的革命工作。叶参谋长则指出:“侨胞因在海外身历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故希望独立自由的爱国心更高,从辛亥革命迄今,海外侨胞始终保持着这一光荣传统,积极拥护祖国的解放事业。同时希望在延安华侨同志在学习中应特别注意学习领导革命工作灵活性的艺术,重视策略教育”。讲话一毕,大会即举行改选,讨论工作等事项。最后大会通过了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声讨亲日卖国的电文。(注六)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延安侨联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朱德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朱德对华侨抗日爱国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华侨中包括各民族的优秀分子,海外侨胞对于祖国抗战建国事业,向来踊跃参加,他们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延安侨联自成立始,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它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对陕甘边区的政治斗争、宣战工作文教卫生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因如此,华侨一再受到党中央的好评。如同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所指出的:“华侨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边区中央局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八条明文规定:“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党在边区的华侨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留延华侨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参与政务的积极性。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延安侨联执委主任李介夫应邀参加,并为边区政府聘请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李介夫等代表华侨向参议会提出了多项提案;如《边区政府应扩大对海外投资建设边区案》、《请边区政府给延安华侨更多帮助案》、《电请海外各地侨胞向边区投资、发展各种工业案》等等,这些提案均被大会照原案审查通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李介夫等代表华侨又提出《勉励南洋华侨联合当地民族,配合太平洋攻势反对日本法西斯及对伪政权亲日派斗争,准备协助盟军登陆,并慰问日寇蹂躏下的侨胞案》、《慰问大后方难侨难胞,责成国民政府切实救济、清查和公布历年赈款案》,大会审查时提出:“以上两案合并审查,除拟增加勉励华侨参加民主运动一节并将赈款改为捐款与汇款外,其余照原案通过”。大会全体通过
了审查意见,这次大会还通过《致海外侨胞和返国难侨电》。(注八)

一九四二年二月,延安侨联发起组织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号召海外侨胞汇款到延安投资,特发出在杜甫川的一个毛织厂作为华侨毛织厂,江涛等几位华侨同志前去接任工厂的领导工作,不少华侨、侨眷也到毛织厂工作,以尽力改善边区的困难。很快这个工厂的资金就达百余万元。为促进边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早在一九三八年,越南华侨青年中医梁金生就领导成立了光华制药厂,并负责讲授医疗技术和开展中草药的炮制研究。该厂所属三十五名职工,有大城市来的,也有延安山沟里的小脚姨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一般经过四十五天的文化技术教育,均能独立护理和辨认出十五种中草药(注九)。这是改善延安缺医少药局面有力措施。


延安侨联在坚持生产自助时,还热切地关心支持大后方各地的难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和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致电予重庆的周恩来并转救侨委员会,慰问难侨,并拨款救济;电文如下:“重庆周恩来先生转救侨委员会钧鉴:自太平洋战起,各地侨胞,惨遭流离,我旅延华侨,情愫桑梓,迩增乡土骨肉之恩,顷悉百万侨胞已辗转回国,虽历经艰辛,终庆身归祖国,同仁等获此消息无限兴奋,谨电庆贺,并致同胞手足之慰问兹筹得国币三千二百五十元,特为汇上,以为济急之需,仅此电,祈为转达”。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延安侨联自属分会接到总卫生处关于输血医疗通知,众人认为;每人输二百西西血液不成问题,都希望为病弱同志恢复健康而输血,接着报名输血的同志就有十五名。(注十一)

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为了进一步搞好侨务工作,使之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在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海外研究班,由留延华侨三十余人组成。按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缅甸、朝鲜等分组,组员们都
根据每人所侨居的国家之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为了进行宣传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延安侨联第四次常委会特别决定号召留延华侨写作《我的一日》征文活动,并拟聘艾青、肖三、余光生、肖林等为编辑顾问。留延华侨为此踊跃撰文,为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广大留延华侨以自己切身感受和体会,经常地向海外亲友及众多侨胞推荐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介绍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自由民主、安居乐业的真实情况,宣扬八路军与新四军英勇杀敌、收复大片国土的光辉业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坚持反共立场的真正面目,并吁请海外华侨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留延华侨之举动,对于消除海外华侨因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而造成对我党我军的怀疑与误解,并促进了解与支持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兼并深远的意义。

一九四零年五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组成的“回国慰劳视察团”抵延安慰问视察。留延华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李介夫、卜一、陈明、廖冰、冯志坚、杨诚等前往拜会陈嘉庚先生。他们向陈先生谈论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感受,并劝请陈先生等人在延安多参观几天,以所见所闻转告予海外侨胞。在延安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会谈、华侨子弟纯真坦诚相告及陈先生本人的耳闻目睹下,使陈先生看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他满怀欣慰与信心离开了延安。回到南洋后,陈先生不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事实,积极赞扬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中国共产党。(注十二)这大大提高我党在海外侨胞群的威信。皖南事变发生时,海外侨胞纷纷声援我党。美洲侨胞各社团纷驰急电,力请团结抗战;(注十三)东南亚侨胞表示痛恶分裂,希望政治进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注十四)马来亚华侨万人签名,要求团结抗战等等。(注十五)这些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这些积极性因素为日后广大华侨支持祖国人民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延安侨联第三届执委在王家坪召开扩大会议,二百多名留延华侨参加会议。李介夫主任作侨联工作总结报告并提出今后侨联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总结中,李介夫同志指出:“已登记的会员共有二百八十人,留延市的华侨则有二百廿人。以马来亚、泰国华侨为最,越南等地次之。成分方面,学生与工人占最多。学生文化程度以中学占第一。南区分会会员最多,约占百分之五十。近来随着干部下乡。华侨都表示兴奋,而愿意到下层去实际锻炼于宣传方面,成立了研究小组,整理南洋各地的初步材料。请华侨各阶层联合抗日,在南洋开展游击战争,并表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态度致电给陈嘉庚先生。去年十一月,积极参加东方反法西斯同盟,以及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工作。对外文字宣传,曾在边区如“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活动介绍给侨胞。经济过渡工作,首先开办了一个华侨毛织厂,资本达百余万元”。(十六)这次会议还接受了梁金生等四名执委的辞职申请,补选钟怀琼、陈天民、朱荣辉、秋林等四人为执委。李介夫、肖林、钟怀琼、陈天民、杨军等五人当选为常委。

抗日战争初期,许多华侨青年奔赴延安,经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的培养教育后,被陆续派往前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原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抗战初期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华侨青年就有两百多人,占当时学员的十分之一。(注十七)延安侨联主任李介夫曾就读于陕北公学,在其他战区服务的华侨青年也极多。许许多多的爱国华侨驰聘疆场,杀敌救国,宣传抗日,救死扶伤,流血流汗,不负众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还有不少华侨青年由前方调来延安轮训学习,经学习提高后,许多华侨青年受到党、政、军等方面的重用,成为栋梁之才;有的则从事财政、金融、贸易、税收和经济等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本身的专长。也有人在文教卫生战线上辛勤着工作。当时延安有名中医梁金生和唯一的牙科医生李德奇都是华侨。还有从事从事新闻宣传外事工作的;如余光生曾代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谢生曾担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接待主任,在延安的华侨司机林国栋曾长期为毛泽东开汽车,还涌现出了李林、沈尔七、林烈等华侨抗日烈士。总之,大量的回国华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广大华侨在抗战中输财助战的爱国之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的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等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注十八)

一九四五年八月,全民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的大批华侨同志又随军开赴前方解放区开展工作,延安侨联组织欢送会欢送他们出征。到各解放区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独当一面的工作骨干。

一九四六年初,留延华侨尚有一百余人。为了更好地进行党的侨务工作,迎接革命的新形势,延安侨联决定重新整顿组织,酝酿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并经中共中央批准配备专职干部。经过充分准备,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延安侨联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召开会员大会,八十余名留延华侨参加大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并讲话。朱德首先向到会的侨胞致亲切的慰问及讲话:“各位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艰苦奋斗了八年,现在取得胜利,全国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朱总司令接着提出:“在和平时期,侨胞应努力参加建国工作”。同时表示:“我们欢迎华侨回国或投资办工厂、银行、商店及参加各种建设”,总司令接着说:“延安过去经济是很落后的地方,我们缺少资金,又受封锁,机器运不进来。但我们凭着一双手,大家努力开办了工厂,建立了新街市,支持抗战,又把边区建设得很繁荣,现在我们拥有八年的经验,解放区的家务已有相当的基础,在工业方面我们拥有大规模铁厂、炭厂和各类矿场。农业方面,解放区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造二流子,农民经济上升购买力也已提高。所有这些提供解放区恢复战争创伤具备有利条件。我们要自己努力外,更欢迎华侨前来合作兴办建设,同时也欢迎各同盟国—尤其是美国贷款、投资或给予机器与技术上的帮助,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注19)

朱德讲话完毕后,由谢生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接着张上明报告南洋华侨争取民主活动的情况。大会决定修改“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为“延安华侨联合会”,并通过新章程及一致赞成致电慰问海外侨胞。最后,大会改选理事会,当选理事为:谢生、罗道让、曾远辉、田夫、张上明五人;林坚、李德奇、朱荣辉为候补理事,谢生为理事会主任。

改组后的延安侨联发扬抗战时期的传统,在对外宣传和对内联络等方面仍做大量的工作。列如通过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利用军调执行部的有利条件,向海外侨胞寄送解放区书报杂志;代转华侨家信或寻找亲人等。一九四六年七月,延安侨联还受毛泽东之嘱复信给美国一华侨。

一九四六年七月廖承志回到延安,在新华社主持工作,他十分关心华侨工作。延安侨联发表《高海外侨胞一封信》,将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告慰海外侨胞。除用书面印发外,廖承志还特别指示从新华社广播电台播报,并约请几位留延华侨干部使用粤语和闽语对外广播,以利海外侨胞收听。

一九四七年三月,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撤离前夕,延安侨联组织留延华侨数十名干部开座谈会。周恩来、李维汉、廖承志和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到会并作了更要讲话。随后,延安侨联与党中央一同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此间中共中央继续按月拨给延安侨联五百元经费。侨联将这笔款额主要用于向海外寄送解放区书报及寄送华侨家信的邮费。

一九四八年,延安侨联转战到晋察翼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在峡峪村,侨联曾请王任叔(巴人)报告海外华侨的情况。下半年,延安为选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而开会,会上决定改“延安华侨联合会”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并推选李介夫等为归侨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侨联会址设在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主任仍为谢生。至此,延安侨联也就胜利地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延安侨联自一九四零年九月成立,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改称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期间活动达八年之久。
上述史实充分表明,延安侨联是抗战时期我党直接领导的重要群众组织之一,它是今天“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直接前身。它的创建及开展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在历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延安侨联的历史作用概况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 它是联系广大华侨积极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桥梁;
二、 它培养造就了一批党的侨务工作领导骨干;
三、 在实践中,它取得较多丰富侨务工作经验和侨务工作的优良传统;
四、 树立爱国华侨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建设的传统;
五、 表明华侨在中国革命各个重要时期都有重要贡献。

延安侨联续承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在华侨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本文撰写时全国侨联秘书处,特别是郑惠坚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并提供大量资料,谨此致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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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 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致词(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
二、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资料;
三、 《新中华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
四、 《新中华报》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二日;
五、 《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
六、 《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
七、 《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
八、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编印,一九八五年一月;
九、 《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
十、 《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十一、 《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
十二、 《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版;
十三、 《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
十四、 《新中华报》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十五、 《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
十六、 《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
十七、 《海外赤子-华侨》郑民等编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版;
十八、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四三九页;
十九、 《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二十、 《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