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到延安
我是一九二八年从广东老家迫于生计去南洋的。南洋，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是资本主义化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的天堂。刚去的头几年，我举目无亲，饱受了颠沛流离、忍气吞声之苦。后来，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找了个栖身之处，聊以度日。
在国内曾听过不少人说：南洋是个黄金世界。但我所见到的，是少数资本家过着穷奢极欲、腐朽糜烂、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遭受着剥削和压迫。剥削制度所产生的重重弊病，这里应有尽有。目睹这个腐朽没落的社会，我反复思考着：“难道这就是自己所向往的社会？这样的一种生活难道是值得留恋的么？”
“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海外华侨爱国热血沸腾，民族义愤填膺，纷纷捐款募药，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远离国土的华侨，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上高举抗日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为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和日寇浴血奋战，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我们呆不下去了，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商量：“华侨都是皇帝子孙，亡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我们不能在南洋苟且偷生，为了抗日救国，我们要回国去！到延安跟共产党打鬼子去！”
说要回国容易，真要回国却不那么简单了。延安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找谁联系？一大笔漂洋过海的路费怎样筹集？还有家庭的阻力等等。但是，纵然困难再多，也无法阻止和动摇我们抗日救国、奔向延安的钢铁般的决心。有位同志更是急不可待，独自一人率先去了延安。不久，他就将了解到的情况写信回来告诉了我们。这样，大家心里有了底，到延安去的心更切了。我们找到马来亚抗日后援会，开了到香港的介绍信。还花了九牛一虎之力，筹集了回国的路费。在我们几人中，我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要远离家人，投身革命，说不定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因此阻力更要大一些。然而，在我反复向他们晓以大义，阐明民族兴旺，匹夫有责；成了亡国奴，个人、家庭也就无幸福可言的道理以后，亲人的思想终于通了。就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一行五人终于登上了由南洋开往香港的客轮，启程回国了。
到了香港，找到由廖承志同志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贯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开了去武汉和西安的介绍信。在武汉，我们首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领导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说：“你们是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到了延安要好好干革命。”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党，现在又听到叶剑英同志鼓励的话，更感到特别亲切，浑身是劲。
我们离开武汉到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志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详细介绍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学校的情况，并安排我们去“陕公”学习。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时，更是多方面给予照顾。第二天清早，便让我们乘汽车从西安出发。一路上，我们还不断看到有许多青年步行去陕公。下午三点多，汽车停在一个村子前。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陕北公学。放眼望去，却只见到几间旧平房，而且据说还是区队部。这与我们想象中的陕北公学相差甚远。不过，共产党这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办学作风，却给我们每一个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目的地到了！想到我们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南洋，终于来到了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身边，就要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无比幸福与自豪的感情。
在“陕公”的学习和生活
陕北公学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创办于延安。一九三八年夏，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旬邑县看花宫又办起了陕北公学分校。这里与延安相距二三百里地。陕公是实施抗战教育的学校，它用革命理论武装青年，使他们能在前、后方负责宣传、组织、武装民众的工作，成为党领导人民抗日的革命干部。学校的负责人是罗迈〔即李维汉〕和成仿吾同志，它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大，是延安时期我党领导有名的学校之一。
进了陕公，我们被编入三十五队〔一至三十四队是在延安办的〕。三十五队是年纪大的青年，我当时三十岁，可还有比我大的。人们说三十五队是“老气横秋”队，这主要是从年龄上说的。
延安时期的学校，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校。它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务；而且是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创立的，办学的条件极其艰难。陕公正是这样。在人们意识中，学校所应该有的教室、桌子、凳子、教具等，这里全都没有。唯一有的是几本教材。上课怎么办呢？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成了我们的“露天教室”。没有凳子，大家席地而坐；没有桌子，两个膝盖代替。夏天上课，炎炎烈日无遮无拦地晒到我们身上，一个个都是汗流浃背的；冬天下雪，扫过之后仍坐下来上课。冰天雪地里，手脚常常冻麻木了。有个女同志很会想办法，给我们缝了个布垫子，里面塞上其他东西，这就好坐多了。陕北雨水不多，但一下雨，我们就只得停课。学员们住的是旧窑洞，里面仅一个炕和一个窗子，空气不对流。我们七人一组，住一个窑洞睡一个炕，密密地一个挨着一个，活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谁翻一次身，其余几个就都得跟着起“连锁反应”。晚上，则一个组共一盏小油灯，或自习，或开会讨论。
陕公的生活、学习条件这么艰苦，对于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来说，困难就显得更大了。拿吃的来说，当地吃的是小米、馒头，过去我们吃惯了大米饭，就很不习惯。肉和鱼难以见到，连小菜有时也得用野菜代替。再拿气候来说，我们从小生长在南方，出国谋生时又生活在南洋，那里地处赤道线，“长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气候终年暖和。而陕北地处亚寒带，冬天又长又冷。隆冬时节，到处白雪皑皑，严寒刺骨，我们很难适应。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北方同志穿上它就觉得暖和了，我们却不够，常常被冻得发抖。
陕公的教师都是优秀的革命同志，授课认真负责，辅导耐心细致。何干之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教授中国革命问题的，上课倍受学员们的欢迎。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在窑洞里受不住了，便出去散步纳凉。这时已深夜，路过何干之同志的住处，却看到他还在油灯下备课，挥汗如雨。他对学员们热情、爱护、关怀。找他谈问题，他总是平等对待，循循善诱，使人倍感亲切。解放后，何干之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中国革命史有名的教授，可惜在十年动乱被迫害死了。
陕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陕公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阶级出身、社会经历不同，各人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也不相同。学校为了改造学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一些不良习惯，把马列主义的教育作为中心，把转变学员的思想作为当时学校中心工作，使学员们的思想进步很快。学校要求我们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联系抗战实际，另一方面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并采用种种办法，培养学员的优良作风，比如集体主义、组织性、纪律性，刻苦精神与群众观点等。这种严格要求学员进行艰苦磨炼的教育，在我们头脑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期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陕公的课程少而精，设有：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课等。军事教材；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军事课除军事理论学习外，还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如列队训练，军事演习，夜间急行军等。学习上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听课、训练仍是非常认真、全神贯注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前来陕公学习的学员有高昂的抗战热情，另一方面更由于党对学员们的教育，陕公正确的教学方针，再加上讲课的内容是当时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学员们所渴望知道的革命道理。
在陕公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里，你却听不到叹息、埋怨声，看不到愁眉苦脸的面容。整个陕公，到处是生龙活虎的身影，欢乐愉快的歌声。这一切都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广大学员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宝贵的革命热情，一种可贵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学员们自觉地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艰苦生活是锻炼，疾病折磨在当时也是考验。一九三八年底，我不幸得了肺结核病，住了隔离室，情绪上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很快想通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生命，还怕结核病吗？因而有了愉快乐观的精神，仍然坚持和大家一样上课出操。后来到了延安，在中央医院检查时，已经完全好了。
我们这批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有的过去生活在有万贯家财的家庭中，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在陕公学习，我们能够和国内的青年一道，住窑洞、吃小米，过着艰苦的生活，坚持学习下来，并逐步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高昂的爱国热情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学校受到了党的教育，学员们逐渐树立了一个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思想。我们在笔记本的扉页，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月为纪念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的题词，作为我们行动指南。毛主席在题词中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度、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当时陕公就是严格按照这种精神教育我们、要求我们的。广大学员也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认真、刻苦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因而我们脑子里也就很少去考虑什么生活享受、个人、家庭的幸福。而是一心想着怎样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由于有这么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什么样的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进入陕公学习后，我在各方面都用党的战士标准要求自己。两个月后，我加入了党组织。在党旗下宣誓时，我心里无比激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当时学校的党组织生活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开党小组会，还要跑出很远的地方，找个没人住的旧窑洞。在党的教育下，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懂得了，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就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也给我以后为党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八年底，陕公普通班结业，大部分学员上了前方，小部分留下来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高级班一直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就这样，我整整在陕公学习了一年。
延安
奔赴抗日前方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了它的伪装，由消极抗战变为积极反共，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开始准备掀起反共高潮，阴谋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由于看花宫距国民党军队不远，陕北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陕公分校结业，学员开赴前线，投入战斗。听到即将上前方的消息，大家无不欢欣鼓舞，热血沸腾，人人摩拳擦
掌。当时那种如火如荼的形势，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每每激动得不能自己。
全校动员大会后，学员中掀起了一个到前方去的高潮。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一位学员有口旧皮箱，他舍不得扔了，但又没办法带走。于是，他便从箱子上割了一块下来，放进背包里。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深情地说：“这箱子是我来延安时未婚妻送的，她再三叮嘱我毕业后回去结婚。但我不能为了爱情离开革命，我要在爱情的鼓舞下去战斗，就是牺牲了也值得！”这的确说明了当时青年人能够正确处理爱情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关系。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的爱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爱情，是人世间无比崇高、伟大的爱情。
上前方的队伍终于出发了。这是七月的一个早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生活和学习过的窑洞、操场，照耀着通往前方的大道。一千多名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陕公学员，怀着一颗甘洒热血为人民的红心，背着背包，在鲜艳的红旗引导下，迈开雄壮的步伐，高唱着《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前线。
新的战斗开始了！
～转载自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之《回国抗战，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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